延安：一个孕育着中国希望的圣地
1944年，美军观察组空降延安。
▲国际友人林迈可与观察组成员共进晚餐。
在延安中学，一片现代化的建筑包围之中，有8孔古朴的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已经略显残破。但在上世纪40年代，这里却是延安军民为欢迎美军观察组专门修建的“豪华住所”。
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这个正式名称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代表团，由美国军官、外交官、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在这次接触之前，美国人对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西方进步记者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经过与延安军民900多天的近距离接触，观察组成员最终看到了一个孕育着中国希望的圣地。
太阳照耀的地方
1944年7月22日上午，重庆雾气弥漫，天色灰暗，一如往常地炎热潮湿。一架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越过四川盆地和大巴山，直奔黄土高坡上的小城——延安。与运输机一同飞行的，还有三架护航的战斗机。
这架神秘的运输机上搭载了9名美国人。除飞行员外，包括美国陆军上校包瑞德、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美国陆军步兵部队和战略情报局约翰·高林上尉等8人，他们身份各异，却共同隶属于一个新成立的小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进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美国人早在1943年就有了这个大胆的设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日军兵力，因此一直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并不满意，尤其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参加过一战，多次任美国驻华武官，曾被《时代》周刊称为“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1942年3月，史迪威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这位性格粗犷、心直口快的“中国通”，与蒋介石的关系几乎从一照面就不大融洽。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抱怨失败全在史迪威不听指挥，而史迪威则向罗斯福告状，打不赢是因为“花生米”——花生米是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的人，史迪威在日记里就直接用“花生米”指代蒋介石。
对蒋不满的史迪威等美国人很快注意到了中国的另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
从1942年6月开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就曾多次访问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1943年初，戴维斯第一次同史迪威讨论了派遣一个观察团前往陕北的话题，史迪威当时表现得颇感兴趣，无奈眼前要处理的事务繁杂，一时耽搁了。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将这个建议落在了纸面上，他写了一份长达10页的备忘录递交给史迪威，同时将一份副本送到了美国国务院。可惜，国务院没有什么回音。
半年后的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在一份简短而措辞激烈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了派遣观察团前往边区的必要性。他写道，自从193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艾文斯·卡尔森上尉访问延安后，还没有一个美国观察家访问过中共根据地，关于中共活动的所有信息都是二手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暗示欢迎我们派遣军事观察组去，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可能会改变，因此我们需要在还受欢迎的时候及时派遣一个军事政治观察组去那里了解情况。”也许是因为这份备忘录简洁明了，这一次终于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
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强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的来源。他请求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蒋介石当然不希望美国官方和军方直接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但他不能直接拒绝罗斯福，就在回电中委婉地提出“为了观察使团的效率，它的巡回路线只应在国民政府保持着政治控制的或有政府军队驻扎的地区中选择。”国民政府保持政治控制或驻扎军队的地区，当然不包括中共的根据地。
罗斯福没有就此罢休，先后于3月9日和22日再次给蒋介石发电报。为给蒋介石施压，史迪威还推迟了将中国军校学员送往美国受训的时间。种种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些姿态，表示原则上同意。
后来被史迪威选为美军观察组团长的包瑞德就在这时接到了赴重庆的命令，他得知自己可能是这个观察团的领导者，顿时充满了干劲儿。可包瑞德的满腔热情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接到通知，要我在5月初回到桂林，恢复在Z部队的职务，不要再过问使团。”显然，国民政府所谓的“同意”，仅仅是口头上的同意，在具体行动上仍然是不停拖延。
但蒋介石并没能拖延太久，1944年6月，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议题之一就是与蒋介石磋商派遣军事观察组考察事宜。华莱士与蒋介石会面时，罗斯福再次发电报明确表示，他在派遣观察组问题上持赞成态度。最终，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步。
作为由中缅印战区派驻的使团，美军原本对使团的称呼是“美军代表团”或者“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激烈反对，他认为称其为“团”规格太高，提议将其改名为“视察组”。“视察组”的名称传到延安，毛泽东评价说，“视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的莅临检查，这种称呼显然不合适。后来，经过美国、重庆、延安三方面的磋商，代表团的名称最终确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终于正式成立了。7月初，包瑞德再次被召至重庆，投入了使团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和观察组的成员们更习惯用另一个代号称呼这个新的观察组——“迪克西使团”。这个名字的准确含义并没有出现在文件档案中，但许多年后，使团的灵魂人物之一谢伟思曾这样解释，“迪克西”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反叛的各州，另一个意思是太阳照耀的地方。延安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太阳照耀的地方。
“与重庆另一世界”
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很快来到了太阳照耀的延安。1944年7月22日中午11时30分左右，晴空万里，包瑞德等8名观察组成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
说是机场，其实只是一条相对平整的临时跑道，地面并没有任何导航设备，飞机驾驶员钱皮恩能依靠的，只有山顶上矗立的黄色宝塔和黄土高坡上热情欢迎的人群。简陋的机场上，钱皮恩操纵着飞机稳稳地着陆了。不料，就在飞机要离开跑道停下来为后面的护航战斗机让道时，“砰”的一声巨响，飞机突然向左一歪，停了下来，周边顿时尘土飞扬。包瑞德和钱皮恩跳下飞机一看，发现飞机的左轮陷入了一个无人留意的旧坟坑里，飞机与地面相撞，左边的螺旋桨和机头被撞坏了，螺旋桨像方向失控的尖锐刀片，一下子切入了飞机的驾驶员舱位。如果不是螺旋桨切入飞机的刹那，钱皮恩正在俯身关掉发动机，他很可能就要因此丧命了。
此前，接到美军观察组即将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就极其重视。延安许久没有飞机往来，延安军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平整了废弃许久的机场跑道。毛泽东还专门把懂航空的同志请到自己的窑洞里，研究美军飞机的安全着陆问题。随后，他在7月4日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机场的长度、宽度和走向等情况，由林伯渠和董必武向美方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