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教授根据文献材料和最新的考古材料，对西藏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及其内部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以往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较少涉及西藏地区，而西藏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区域。在讲座中他提出“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这在当前“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次讲座是霍巍教授多年来开展西藏考古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新的思考，有感于讲座内容比较重要，我们对讲座录音进行了整理，形成比较详细的讲座纪要，供学界同行参考。
霍巍教授
一、 “高原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首先，霍巍教授界定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含义。丝绸之路的概念有两重含义，狭义的“丝绸之路”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称，原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印度、西亚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而从广义上讲，它不是指一条单一的路线，也不是指某一个时期的路线，它应该是一个网络。“高原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与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但却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
青藏高原的古道有过若干名称，以物品交流命名的如麝香之路、食盐之路，还有地域之间的交流，如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以及唐宋以后的茶马古道等。这些概念都与“高原丝绸之路”的讲题有关。
在过去陆上丝绸之路的线路研究中，青藏高原区域是个空缺，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孤岛吗？青藏高原的北面可以直接连通西域，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形成一个非常通畅的环带，虽有沙漠和戈壁，但有若干条绿洲相连，传统上认为丝绸之路有些支线与青藏高原的北部地区是直接相通的。青藏高原的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它有若干条山口，东北部地区与横断山脉的六江流域连为一体。这些南北向的高山峡谷，自史前时期以来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通道。从地理环境上讲，青藏高原虽然具有寒冷、干燥等若干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但它不是禁区。关于青藏高原的历史记载都很晚近，基本上是从唐代开始的，所以考古学的方法有助于解决这个区域的文明样态和文化交流问题，是很好的切入点。（图1）
图1 青藏高原卫星鸟瞰图
二、西藏史前时期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西藏从史前时期开始与外部世界已经有了交流，首先来看它的作物体系。今天青藏高原的主食以青稞为主，如果把目光转向距今5500多年前，它的东部主要种植小米。它的中部地区在距今3500年前，是一个混合地带，青稞、小麦、小米混杂在一起。粟不是本地植物，应该是从黄河上游地区传播到青藏高原地区的东部。麦类作物目前还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从东边传来的小米和从北面或西面传来的小麦都进入到西藏中部地区这一混合地带。青稞是从中亚还是从南亚传播至这个混合地带，还需要继续探讨。
青铜时代的西藏，以拉萨曲贡墓葬出土的铁柄铜镜为例，很明显不是汉式镜，结构和照镜的方法和汉镜不同。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东方的具钮镜和西方的带柄镜，后者的源头非常遥远，古希腊、古罗马、两河流域都有。青藏高原发现的带柄镜表明在青铜时代已经有外部因素的进入。它的纹饰可能吸纳了西南文化的要素，但整个镜形是来自西方。
第二个例子，是霍巍教授亲自发掘出土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出土于靠近印度河上游的西藏皮央，和四川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甚至三角形的纹样带都是一致的。这么遥远的空间，如此相似，如果离开了远距离的贸易和交流是不可能出现的。（图2）
图2 青铜短剑比较图
通过以上发现，霍巍教授总结，早在史前时期，西藏外部以及西藏内部之间的交通路线已经存在，甚至比较成熟。
三、吐蕃王朝时期对外交流的全面扩展
吐蕃与唐王朝的兴起和灭亡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三百年的时间内，亚洲地区兴起的唐王朝、阿拉伯大食、吐蕃是三股最大的势力。吐蕃王朝时期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公元9世纪中后期，吐蕃最为强大，统治疆域向西越过葱岭，一度扼控了丝绸之路，将安西四镇收入到它的统治版图之下。向南进入到天竺，泥婆罗、北印度的一部分一度成为吐蕃的版图，当然后来又退回来了。向东一度攻占了唐都长安，东南一度到达成都邻近，南面到了云南的南诏大理。这么一个庞大的版图，吐蕃通过四面八方的驿站交通路线来控制周边。（图3）
图3 丝绸之路地图
吐蕃时期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很多外来文明的迹象：
大昭寺。大昭寺是文成公主进藏后所建的第一座神庙，当时还不是佛殿，是神庙，但很显然已经有非常浓郁的佛教因素。大昭寺直到今天仍然十分重要，但我们所知有限。宿白先生第一次特别指出应该关注大昭寺底层建筑中的中心殿堂，认为是吐蕃时期最早的殿堂之一，而且来源于南亚。这个殿堂，有一个回廊，由若干僧房小室构成，这种结构，宿白先生敏锐地认识到应该来源于那烂陀。文献中有一个名词长期以来很难解释，见于巴卧·祖拉陈哇的《贤者喜宴》：“赞普松赞干布时，建立了逻娑白哈尔，弘扬佛法，此后到赞普赤德祖赞时，又建立了扎玛瓜洲神殿。”逻娑就是今天的拉萨，神域的意思。但白哈尔始终没有被解释出来，很多史籍都这么说，可能是毗克罗，是梵语的直接对译，与印度佛寺建筑中的毗诃罗（Vihãra，即僧房院）相似。虽然印度现存地面佛寺中这类建筑已极难见到，但在印度阿旃陀石窟寺当中还能见到。此外7世纪中叶僧人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那烂陀寺伽蓝建置的记载也与此相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慧能法师传》记载那烂陀寺形制：“然其寺形，畟方如城，四面直檐，长廊遍布，皆是砖室。重叠三层，层高丈余。”在今天的那烂陀遗址可以见到同样的建筑形式。还有一种类型，是第二阶段，在僧房窟中建塔院，霍巍教授在孟加拉也曾找到。这两种样式在西藏都可以找到，但第二种样式要晚到公元9到12世纪，也就是在印度佛教的晚段西藏才可以看到。（图4、5）
图4 大昭寺底层殿堂平面图
图5 印度那烂陀遗址
第二个例证还是宿白先生发现的。他最早注意到大昭寺藏的吐蕃银壶是欧亚文明交流的见证。霍巍教授后来获得了这件银壶更清楚的照片，它的纹样是锤揲錾刻后贴上去的。此银器在藏文中早有记载，松赞干布使用过，五世达赖也使用过，曾在灭佛运动中作为伏藏被隐藏起来，后来才供奉于大昭寺，成为大昭寺的镇馆之宝。宿白先生认为可能产于中亚吐火罗地区，但也有不同看法。银壶上的人像为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子，最重要的标志是头上有日月星冠，这是波斯萨珊王朝王室贵族的标志。他穿的是带翻领的大长袍，脚蹬靴，是胡人的服饰，所以霍巍教授倾向于它来自波斯胡。日月星冠在波斯萨珊的银器上多有发现。此人形象反弹琵琶，过去认为是丝路女妓乐特有的，但男人亦可这样。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分析，包括袍和蹀躞带等。壶的另一面，对说明壶的功能很有帮助。可以看到一个酩酊大醉的大汉，帽子已经丢了，络腮胡子，胡人面孔，后面有一人扶着他，帮他拉着腰带，下面还有一小孩抱着他的腿，防止倒下。说明这是一件酒器，是松赞干布用过的酒器。在青海出土的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也画有一被人手扶着大吐的醉汉，与之类似，都是吐蕃人在一些重要场合如丧葬仪节中喝酒的形象。（图6、7）
图6大昭寺藏吐蕃银壶
图7 银壶上的人物
美国克里弗兰艺术馆中收藏的三件吐蕃时代的金银器，有扳指杯、高足瓶、来通，正面都有一些特殊的纹样，霍巍教授称之为吐蕃怪兽，人身兽体，或者人面鸟身，是吐蕃时期特殊的神灵。在来通上，有一个人戴着冠，有翅膀，下面是鸟的脚，此形象不是佛教中的迦陵频伽，而是吐蕃传说中吐蕃赞普的化身，将苯教信仰中的大鹏鸟与赞普联系在一起。来通的器形在西方常见，与银壶等器物一样，或者是接受了西方的金银器系统的影响，或者它们的产地就在吐蕃。文献有记载，吐蕃人朝贡中央王朝，献给唐朝最精彩的朝聘礼物是金银器，带走最多的是丝绸。青海发现的吐蕃棺板画上，人物形象手上端的是胡瓶，虽然在西藏没有找到实物，但它的发现是迟早的事情。这种器物的形象来源于西方。棺板画上可解读的细节还很多，如赭面习俗，是用矿物质颜料混合油脂涂抹在脸上，不是为了爱美，是为了保护皮肤，防止强烈的紫外线照射。除此之外，还有他（她）们穿的衣服，大量的丝绸应用在了衣襟、领口、袖口、长袍的边缘等地方，也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