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化旅游：薪火相传
藏族本土文化，原本是位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雅砻河谷的吐蕃文化和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古象雄文化逐渐交融形成的。
到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佛教从中原、印度、尼泊尔传入吐蕃，逐渐形成和发展为独特的藏传佛教。与此同时，南亚的印度、尼泊尔文化以及西亚的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特别是中原的汉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藏族的建筑艺术和雕塑、绘画、装饰、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以及音乐、舞蹈、戏剧、语言文字、书面文学、民间文学、藏医藏药、天文历算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1960年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文化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更多的藏文典籍被挖掘整理，1700多座寺院得到了整修，《大藏经》与《格萨尔王传》的整理和出版成为出版界的盛事，藏医药解除了更多人的病痛……而更重要的是，藏文化的存在，并非如博物馆般的封存保护，她正活生生地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45年的藏文生涯
陈庆英的研究室很大，书架与书柜占据了主要空间，将房间分为两半，各种藏汉书籍堆叠如山。他是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讲到高兴处会用手摩挲一下光光的头顶。这位67岁的藏史与古文献专家研习藏文已经有45年时间，他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员。
陈庆英的经历是一个关于文字与文献的故事。
1941年，陈庆英生于四川南充。1958年陈家举家支边，迁居青海。1960年他从青海师范附中毕业，进入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两年后民族学院并入青海师范学院。
在上世纪60年代，陈庆英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藏区中学的物理教师。为了能胜任这项工作，藏语成为必修课。“当时由师范学院的藏语系老师教授，每周要学4个半天，课程量很大。”陈庆英回忆说。藏语是拼音文字，藏汉本属同一语系，初学者入门并不感到太多的困难。但藏语有安多、拉萨、康区三种主要方言，陈庆英最开始接触的是安多方言。
1967年，陈庆英如愿成为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中学和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的物理教员，教书用的是藏文的物理课本。海西州地广人稀，30多万平方公里只有20余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即使条件恶劣，藏区仍尽可能以藏文教授自然科学。“当时已有‘五省区藏文教材写作组’，负责把中学教材翻译成藏文。”陈庆英说。
在荒凉的德令哈工作了10年，1978年陈庆英的故事有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一年，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37岁的陈庆英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系的古藏文专业，师从古藏文专家王尧先生与东嘎活佛洛桑赤列，开始正式转入藏学研究。在入学考试中，藏语也是必考科目。
“文革”后，百废待兴，只有中央民族学院一所学校有古藏文专业，1978年那一届也只招收了包括陈庆英在内的4名研究生。“当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藏族文学、敦煌文献和藏文文法”，陈庆英最终选择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向。
吐蕃时期最可信的文献有三大类:敦煌石窟遗书中的藏文写卷，遗留下来的金石铭刻文字，从新疆、青海等地发掘的简牍文字。其中敦煌写卷最为重要，整个8万册敦煌文献中，除了汉字文献，最多的就是藏文文献，接近1万卷。“斯坦因在偷运敦煌写卷时，首先掠夺带走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陈庆英说，“所以整理保存现有敦煌藏文写卷的工作十分迫切。”这对于研究藏族历史，发展藏族文化有极大的意义。为此他曾多次前往当时的“敦煌县文化馆”查阅有限的文献，在此期间，他编辑出版了《藏学研究论文集》和《藏学研究译文集》。
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并工作3年后，陈庆英调回青海社科院藏学研究所，主持塔尔寺藏文文献的整理编目工作。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历史、文学、哲学、医药、立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这些典籍藏于庞大的寺院和众多活佛家中，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本书。
陈庆英带领七八名大学生，还请了几位民国时期就开始研究藏文文献的老先生，终于完成了塔尔寺文献的编目和文物整理。此后，陈庆英转向了元代藏史研究，先后译注了大量藏文文献，包括《萨迦世系史》、《藏汉史集》等，完成了《帝师八思巴传》等著作。1993年陈庆英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完成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
在保护抢救藏文文献方面，中国的藏学学者显示出令人尊敬的力量。陈庆英的老师王尧先生，“文革”期间下放到五七干校，仍旧把藏文文献抄在纸片上藏于上衣口袋内，寻找时机偷偷地学习、翻译。而王尧先生的老师——语言大师于道泉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时在巴黎图书馆打工，寻找各种机会将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掳走的敦煌文献拍照复制。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藏学研究水平可以说见仁见智，互有长短。”陈庆英对记者说，“但就文献整理的情况而言，中国是绝对领先的，国外的学者都要到中国购买大量整理出的文献。”
相传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的大臣吐弥桑布创立藏文，到今天，藏文已经连续使用1300多年。在中华文明浩繁的典籍中，除了汉字文献外，最多的就是藏文文献。
文字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保护藏文与文献就是保护了藏文化的基础。
藏文:经典传承与世俗教育
“没有人能说清楚有多少藏文书籍和文献，新的发现在不断出现。”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藏族人周华对记者说。他跑遍了藏区的各大印经厂、佛寺，“可以说每座寺院都是一座图书馆”。在有“第二敦煌”之称的萨迦寺，周华站在高大的经书墙前感到自身之渺小，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些书都已经多少年没有翻过了。”
周华介绍，藏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十分繁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专门机构，负责藏文书籍的编目工作，进行了10年仍旧难以结束。中国藏学出版社平均每年出上百种图书，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藏文。《中国藏学》是专门发表藏学研究成果的，以藏、汉、英三种文字出版。全国所有民族出版社都是公益机构，享受国家补贴，8家主要的藏文书籍出版社一年要出四五百种藏文书籍。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0多年，出了2000多种图书，其中上千种是藏文，这样系统地出版藏文图书，在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从1986年起，国家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设立了对勘藏文《大藏经》项目，以德格印经院版为底本，对所有版本进行对勘精校，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对勘藏文《大藏经》。国家多年来对这项文化工程的投资近4000万元。
目前，经过对勘，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已经全部完成并出版，《甘珠尔》部分还在继续对勘。一套《大藏经》将近200册，每套成本大约4万元，这也是中国目前最昂贵的书。
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典《大藏经》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这部预计3亿字、300余册的汉文版《新编大藏经》比目前收经种类最齐全的日本《大正藏》的内容要多出一倍。
更重要的是，藏文是目前仍旧被使用的文字，大量外来文化也通过藏文传播，藏文也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天拉萨的甜茶馆里，都可以看到藏文配音的各种香港电影。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西藏自治区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颁布实施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和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西藏自治区，藏汉语文并重，以藏文为主，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族语言文字的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是藏族语言文字创制1300多年来，第一次有了专门的法规保护。在所有的政府文件中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法律文书、案件审理都可用藏文，公章、证件、表格、信封、稿纸以及各种公共标牌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