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又一部长篇巨著《机村史诗》（六部曲），最近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
它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小长篇，以及六则关于新事物的故事和六则描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故事组成，是用花瓣式架构编织的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
就像《机村史诗》为我们呈现的那样，在阿来笔下，西藏不仅仅是一张明信片，或是一幅风情画——它是现代化浪潮下被冲洗裹挟后的一处故园。
本书以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藏族乡村地区作为时代与地域背景，着眼于高原乡村中个体的经验与故事。正如阿来所说，他所着力呈现的，是普通乡人的生活、情感和历史，从而拼合构建出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阿来的写作过程往往是在旅途中、空暇时。
“白天开会，晚上回来，打开电脑写几笔。出门在路上，可以思考，或者阅读。停下来，又可以几笔。一两千字，两三千字。”谈起工作，他的语气轻描淡写。但《机村史诗》庞杂的架构体系，和宏大的时间跨度凝聚的是作者自我的沉淀与体悟。
去西藏寻找远方
不要只看你想看到的
记者：语言本身是依存在文化和历史上的，汉语也不例外，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审美方式。那么，当您使用汉语来表达藏族的古老传统时，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阿来：一点都不担心。就像五四之后，白话文吸收很多新的东西，新的词汇系统，新的表达。这些以前在中文里都是没有的，但它要努力适应不断丰富的现实，加入全新的观念，怎么办？创造呀！
语言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一个不断融入的过程。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它去接纳别的民族经验也都是很自然的。
语言不是片面而静止的，现在我们说的很多汉语新词，比如基因啊，沙发啊，也都是音译外语的。但我们也不会觉得违和，不会觉得这个时刻在和我们的文化身份产生冲突。
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说，这个语言不是我的母语，我就可以写得差一点。作家的写作语言就等同于他的母语。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作家都会用不同的语言去书写、表达。这是一个必然，早就成为世界文学的一种现实。
记者：西藏对大众，就是“诗与远方”的代名词。而近年来有关西藏电影开始被人们关注到，尤其是艺术电影这一块儿，例如 《冈仁波齐》、《塔洛》。您对这些电影怎么看? 或者说，您对现在银幕上藏族的形象构建怎么看？
阿来：你说的电影是实验性的，我自己也在摸索。因此我就不怎么看别人的实验了，影响思路。
我前些年写过一个文章，叫《西藏是一个形容词》，里面有谈到这个大众的西藏想象的特点。里面讲到，当下中国社会对藏地，或是广义的边疆往往有一种浪漫式的误读。西藏在大家心里，是仓央嘉措，是僧人，是虔诚信众在磕长头……
人们去西藏旅行，说心灵的洗礼，实际上也只是去看自己想看的东西，而不是西藏人作为普通个体的真实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