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与房山石经及西藏古建筑研究
虽然早几天已有思想准备，但闻知宿先生噩耗，心里仍然一下子空了。房山石经研究事业失去了支撑我们将近四十年的后盾，今后需要后辈自己往前走了，我的心里怎么能不空啊！
宿白先生
一
1978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学习中国佛教史和佛学。此前，仅仅是因为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才接触了一点佛学方面的粗浅知识，但一部佛经也没有见过，“文化革命”前的学习又完全和佛教不沾边，“文化革命”中更没有机会看到佛经。现在读了佛教的研究生，能够看佛经了，但对于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却茫茫然。正在这个时候，学兄丁明夷告诉我，宿白先生在北大要为他的研究生开“佛经版本与目录”课，可以去旁听，他要去听课，建议我们一起去。那时我还不认识宿先生，仅仅是“文化革命”前在北大38楼楼道里张贴的历史系老师开课表上看到过宿先生的名字，此外一无所知。丁明夷一再说，宿白先生的学问非常了不起，于是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跟着他一起去北大旁听。为此，我永远感谢丁明夷！
宿先生讲课极其认真，事先写好讲稿，授课时几乎是一字一句按讲稿念的，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我们听课的学生全都抓紧记笔记，常常下课以后还要对笔记，相互补充，怕漏掉什么，因为学生们很快发现，宿先生讲的很多是他个人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出版），是他长期在北大图书馆以及云冈、敦煌、龙门等石窟积累的“干货”、真才实学，一股脑全摊给我们了。四十年过去了，作为旁听生的我，是宿先生这门课的最大受益者，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饭碗”是宿先生给的。
讲到房山石经，宿先生整整讲了两次，大约讲了五个多小时。在全部课程中，只有房山石经这一个具体的实物对象，让宿先生费了这么大的精力，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完以后，他还想办法带我们去云居寺和石经山现场参观实习。也就是因为这一次参观实习，我才认识了吴梦麟大姐，才和云居寺有了接触，才让我和房山石经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房山石经
这一次参观实习，除了学业上的收获，还有两件具体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
回北京的路，司机没有走来时的绕行路线，直接开上了盘山道。没有想到，要翻两座山，比来的时候花了更长的时间。在从第二座山顶下来的时候，宿先生好像考虑了很长时间，转过身来，非常认真、口气又特别委婉地对我说：“罗炤，你能不能给××说说，让××到历史博物馆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声补充说：“要还是在历史系，他就窝着了。”××是我的同窗挚友，当时他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历史系的老师们都知道。过些时候我见到××，和他说了，他非常当真，因为××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初曾经和我们年级在一起多年，他在逆境中仍然坚持钻研业务，大家都知道，很佩服他。不久××进了历史博物馆，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文物考古界一位建树卓著的学者。这是我亲身见证的宿先生关爱人才、扶植学生的事情。
在1978年找一辆汽车往返云居寺，很不容易。当时听宿先生课的同学中，有一位原来是医生，她帮助我们找的车。为了感谢宿先生和司机，同学们事先凑好钱，晚上在西单鸿宾楼聚餐。没有想到，吃完饭，宿先生拿出100元钱付款。我们大家忙说已经准备好了，您带我们参观、爬山，已经很累了，不能让老师花钱。宿先生不由分说，必须由他出钱。当时，他每月的工资还不够这样的两顿饭钱。可是，最后还是他付了。
1981年3月16日，我到云居寺保管所写毕业论文。真是天意，由于前一年建成了新的石经库房和展室，以及吴梦麟大姐等北京市文物专家的关心、支持，前一天刚从孔庙把“文化革命”中从上方山抢救出来的佛经运回云居寺老的石经库房。我一进保管所的大门，迎面就看到正房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佛经，中间还有不少用黄表纸包着的经卷。宿先生教我们的知识，此时立刻触动了我的神经，很快想到应该先放下论文的事，帮助云居寺保管所整理这些经卷。保管所负责人听我说了想法，非常高兴，全力支持，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不到半个月，那件在藏学、西夏学和佛学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最早的藏汉合璧印刷品，两万多卷明朝珍贵的佛经，中国印刷史上的一件孤品，以及包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卷录副的四千多件沈家本手稿、札记，露出了它们的真容。我是一边翻检这些宝物，一边查看宿先生的讲课笔记，完全是靠着宿先生传授的本事，大致理清了云居寺现在收藏的纸本文献。
这是第一次实际应用宿先生教的知识，初战告捷，在云居寺和房山给我带来了信誉，为后来几十年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此事让我对宿先生的学问有了初步的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