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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上小学的农民名叫汪永平，生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安微省池州地区东至县郑元村人，现为东至县第二中学初一２班学生，与儿子汪安泰同班，比在同校读书的女儿低两届。
心里总有个读书梦
整个童年时代，最让汪永平开心的便是上学了。在学校里，他可以从书中找到乐趣，可以忘却饥饿，可以知道很多不明白的事情。
见孩子们都很争气，父母在干完集体的活儿后，总是趁黑在自留地里种点菜，偷偷地起大早挑到小镇上去卖，给孩子们攒钱交学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汪永平６岁就开始到山里采野生的香菇和木耳，换来买笔和作业本的钱。
１９７６年，１２岁的汪永平以当时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中，却因为祖父成分的影响，父亲汪西赐也被扣上“文化复辟”的帽子，他被“公社革委会”的头头勒令退学了。
辍学在家的汪永平为了贴补家用，只得到生产队放牛。开始时，他觉得放牛挺新奇。也很自由。牛不会欺负他，自己还能骑着牛漫山遍野地玩。
笑容很快远离了汪永平。初中开学后，同龄的小伙伴都回到了学校，他开始感到与牛在一起的孤单。后来，大伙儿都唱起了“ＡＢＣＤ”歌，让他羡慕得不得了。还有，过去只说２个减１个可以，可现在小伙伴们说，１个减２个也可以，这可是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事。他开始天天闹着要上学，经常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学校，父母常常被他的哭声弄醒。他对母亲说：“您让我试一学期吧，如果考不了第一名，我就自己回来!”
然而，大他两岁的哥哥当时正在上初三，弟弟妹妹们也都开始上学了，贫困的家庭没有足够的能力供他们同时上学。吵了大半年的他不得不死了这份心，一心一意放牛挣工分，全力支持姊妹几个上学。但他心底里总有着一个梦。
眨眼到了１９７８年，哥哥汪义平顺利考入上海工大，并先后获取了３个硕士、２个博士和１个博士后学位，成为美国纽约华尔街一家公司的老板。弟弟妹妹们也先后走出大学校门，去到深圳工作，大弟弟雨平还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１９９９年夏天，当被大哥接到美国生活了两年多的父母说着一口的外语单词回到家里时，汪永平感到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
与儿子同班同学
在５个子女中，排行老二的汪永平是唯一的农民。二老见他时常喝闷酒打牌，越来越爱发脾气，就劝他到深圳弟弟的公司打工，谋个轻松赚钱的差事。
然而，到深圳的第二天，汪永平的心里就发毛了。弟弟想为他找一个轻松的工作，便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商场里做领班，一下子管一二十个人，够他忙的。更让他痛苦的是，每当有人遇到业务难题向他请教时，他一问三不知。
为了不让弟弟为难，汪永平主动提出去做搬运工，弟弟答应了。一干才知道，在深圳当个搬运工，没有文化也不行。因为不认识货物标识，他在搬运、堆放时经常出错。
轻活重活都干不好，弟弟便安排他在传达室做来客登记工作。这活儿在汪永平眼里同样成了苦差事。
到深圳不能不逛深圳的大街，可逛街对他来说也不是件轻松事。由于他不会说普通话，常常一出门就找不到回来的路。
在深圳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什么也没干，心灵却受到极大的震撼：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
就这样，汪永平噙着热泪离开了深圳，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一种强烈的压抑了很久的热望涌上他的心头：他要重新走进学校拿起书本……
他的想法得到父母、兄弟的全力支持，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３５岁的汪永平同儿子一起，成为村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儿子坐在第一排，他则被老师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他用行动影响儿女
又踏进了校门，尽管只是小学五年级，在汪永平的眼里，却如同十年寒窗的学子考入北大清华一样的神圣。
毕竟过去了２０多年，开始那段时间，汪永平感到很不自在。山区农民有早睡晚起的习惯，当学生后，就不能再睡懒觉了，而且一天到晚都得端端正正坐着，他体会到读书辛苦。
最让他受不了的还是人们的好奇心。上课后，总有一些同学忍不住回着看这位大同学，以至于老师不得不一次次提醒大家不要左顾右盼。
好在汪永平很快就适应了。在班里，他同其他同学一样，值日，打扫卫生，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做课间操……时间久了，大伙儿开始与他打成一片，对他的称呼，也由原来的“喂”、“叔叔”变成了’汪永平”或“同学叔叔”。与同学们在一起，他忘却了自己与同学在年龄上的差距。
一年后，汪永平与儿子汪安泰双双被评为三好学生，并以班里前两名汪安泰第一名，汪永平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池州地区重点中学——东至二中，父子再续同学缘。
为更好地照顾上学的丈夫和孩子，妻子郑月霞也来到了县城，住进学校为他们特别准备的“家庭号宿舍”，当起了“陪读”的家庭主妇。
汪永平有很大的烟瘾，但他在公共场所从不抽烟，真正难忍的时候，就跑进厕所时抽支烟过过瘾。
当然，另一方面，汪永平与别的同学又有着质的区别。当了学生的他仍是丈夫和父亲，除了自己学习，还要兼顾一家４口的吃饭，关心孩子的学习和身体。他的学习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长知识，更多的，他是想用自己的行动带动两个孩子的学习，“父亲在前面走，儿女才不会盲目地走”。
汪永平常常对儿子说：“什么东西吃不饱，这个东西知识吃不饱；什么东西用不完，这个东西知识用不完”朴实的话语，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他说，自己吃足了没文化的苦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子女再步自己的后尘，吃自己吃过的苦头了。
“全家皆学”满堂红
汪永平的语文成绩不错，作文是他的强项，总能拿高分，并常作为范文朗读；只是写人特别是写“我的妈妈”这类记叙文时，很让他别扭。
如果写６０岁的母亲，跟一般初中生身份不符；如果以儿子身份写自己的妻子，又感觉挺吃亏的。这时，他只能选“我的爸爸”，写出自己，反正喊自己做“爸爸”也无所谓。但数学和外语比较让他头痛，那些公式和字母音标常让他头皮发麻。这时，他就得向儿子以及那些喊他“叔叔”的同班同学请教。汪永平的课桌上还有一面小镜子，那是他上外语课时，用来校正自己口型的。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５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让汪永平成了全国的名人，也使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有羡慕佩服的，有讽刺嘲笑的，汪永平则是“嘲讽我的，我统统听不见”他平淡地过着中学生活，平淡地看待着周围的一切。他打算在全日制学校上到高中毕业。
“虽然上了学不一定能像孩子那样有大作为，至少利用科学种庄稼能派上大用场。不管怎样，到毕业时才４０出头，还是个中年人”汪永平畅想着未来。他说，单靠哥哥和弟弟妹妹的扶持，他们一家也能过上舒坦的日子。但依赖别人过日子，永远是无用的人。
已上初三的女儿汪燕以前因父母与自己同校感到难为情，如今面对众人的指点与好奇已能一笑了之。儿子汪安泰与同学爸爸一起上学一道回家，共同讨论问题，头对头写作业，他为这样的爸爸而自豪。
在学校为他家特别提供的“家庭号宿舍”墙上，贴了一张启蒙教育用的识字图表，那是汪永平为妻子郑月霞专门准备的。只要有空，父子二人就会教她认两个字。汪永平说，如果条件允许，他想让妻子也多学点文化。
——摘自《湖南广电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