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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当代中国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当一辆矫车和数辆军车从灯火通明的长安大街驶进了位于复兴门外的中国广播事业局大门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一位白发苍苍的年长干部和一位戴着眼镜、略显年轻的中年干部，脚步匆匆地走进广播局大楼的局长办公室，把一封信交给局长邓岗。对岗打开一看，上边是这样几个字：“有事可找耿飚联系”。下边签名是华国锋。
年长的干部正是耿飚，中年干部是乔石。耿飚见邓岗看完“介绍信”，问他：“怎样样﹖你是不是要联系一下﹖”观岗怔了一下，随即他明白，对方指的那个是否要联系的是谁，深思了一下果断地说：“没有心要”耿飚说：“从今天零点起，所有新闻不能再出‘按既定方针办’……”邓岗接到此令后，立即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和值班的新闻部副主任杨伟光找去，传达了中央精神，而且叮嘱说不能对下边说，主任知道就可以了，此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
杨伟光立即找到值夜班的发稿组长，让他把零点的新闻搞件全部拿来，他见到“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就圈。发稿组长大惑不解地问他：“怎么回事﹖你怎么把１‘按既定方针办’都给删了﹖”杨伟说：“你不要管，你就这么播！”
党中央决定发布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消息的那天，电台原计划早辰６点半在《新闻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但新华社写的送审稿未通过，中央领导要求重写。直到６点４５分，新闻部接到新华社文稿的模写机才开始工作，而这时距７点钟中央台重播《新闻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只剩下１５分钟了。当时模写机在二楼西边，而播音室在四楼东边，７点播出有很大风险。但如果不播，有许多听众就要晚一天知道这一重大消息，于是在杨伟光的指挥下，果断决定７点播出，并作出保证安全播出的部署。采取接力赛的办法，把新华社稿一部分一部分的送到四楼播音室。发稿编辑在发稿机，收到几百字后，就由其它同志将这几百字的稿件拿着跑步送到四楼。这真是一场百米速度的奔跑细心的杨伟光怕送稿的人万一摔一跤爬不起来会误事，就特地派了一个人跟在后边，以便“前前赴后继后继。”结果播音员方明断断续续接了三十几份稿件才把《新闻报纸摘要》播完，结果一字没错，一个结巴没打，功夫真过硬。电波传遍神州，人民齐声欢呼。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时刻更能体现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了。它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呀。
六年以后，即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４６岁的杨伟光被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１９８５年７月，他调至中央电视台任副台长。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又提为中央电视台台长。两年后，即１９９３年５月初，我才第一次见到杨台长，那是在中央电视台１５楼宽敞明亮的台长办公室。采访完毕，写了一篇访谈式文章，题目叫做《横空出世第一台》。
第二次采访，是一年后的８月下旬，这次我跨进了他的家门，那时他已是广电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了。用杨部长的话来说，《走近杨伟光》一文。该文发表后，反映还算可以，但根据中央台里了解他的同志说遗憾的是，没有写出杨台长的勤奋学习，特别是他认真读书的精神。于是就有去年晚秋的第三次采访。
这次采访是在北京西客站南广场亚视大厦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办公室里。我对杨部长人们仍习惯称他杨部长或杨台长说，第一次采访时，你说中央电视台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台，要开办系列频道，如以新闻为主的综合频道、经济频道、文艺频道、体育频道、电影频道、国际频道、英语频道等；对外除了驻美国记者站以外，还要在世界其它国家建立记者站，让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覆盖全世界。现在这些都已经实现了。
他说，对这个事情也感到欣慰。他是超龄３年６３岁，从台长岗位下来的。他说，与现在担任中国视协主席相比，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时，政治责任重，每天１６０多个小时的播出，宣传口径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每天都是如履薄水。现在，离开台长岗位，在全国政协工作，是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每年要出去考察，也很繁忙。去年，对四川、辽宁两省有线电视台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研究。就怎么加强管理，提高有线电视节目质量等，提出十三条意见，李岚清副总理、丁关根部长作了批示，中宣部的《宣传工作》也转发了。今年又对电视节目市场进行了考察，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对节目市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应加强管理的措施提了一些看法。现在并没有离开电视，而是从政协角度为这项事业继续工作。
他说，自担任中国视协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以后，考虑的怎么样贯彻党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为推动中国电视艺术事业的繁荣，培养中国电视艺术人才做一些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两件事：一是评选了第一届和第二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二是把“金鹰奖”进一步搞好，使它变成了“金鹰节”。这些事情都是人所共知了。第一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评选之后，又评选了“百佳老电视艺术工作者”。为什么还要评后者呢，杨伟光解释说，这些老同志在电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递给我一份“百佳老电视艺术工作者”名单，我在上面看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如原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著名的影视剧作家张天民、《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的女导演潘霞、《西游记》的女导演杨洁等。
除此之外，杨伟光还是重大革命历史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杨部长说：“中央决定要我当组长后，我就强调，剧本一定要集体讨论，报批手续要严格把关。上任以来抓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决战》、《西藏风云》、《邓小平在１９５０》、《徐海东大将》、《济南战役》《抗美援朝》等几部大戏。
在谈话中、杨伟光送给我两本自己的专著，一本是《电视新闻改革论集》，另一本是《电视论集》。在以后翻阅这两本书时，我看到文中总结了这两年重大题材创作的四个特点：第一，选题重大，全景式、多角度地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第二，开掘较深，形象生动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重要问题。第三，成功地塑了一批性格鲜明的领袖形象，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人组成的群像，他们各具风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四，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上也有创新之处。”谈话中，我说我以前没有写出你的勤奋学习精神，这次要好好写一写。又说，你工作那么忙，还写了一百万字的著作，是学者型的领导干部，而工作又是那么出色，可以说党把你放在什么岗位上，你就在这个位置上做出成绩。原因在哪里呢﹖这是需要弄清楚的。杨伟光回答说，关键问题在于不断地学习，特别是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回忆道，在大学和出来工作以后，反复研读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著作，研读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工作中还经常研读。他说，这些著作使他学会了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两分法，避免片面性，凡事既看到正面作用，也看到负面作用，特别强调把握好“度”。度把握不好，好事也会办成坏事。
回顾我与他的三次交谈，以及后来阅读他的几本著作，认为有以下几点给人以启发：
首先，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对新生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敢于从实际出发，紧跟时代潮流，所以有胆有识，多有建树。在这次采访，他说：“我本是搞广播的，８５年进入电视系统以后，便决定重新学习，一是要把握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要研究电视工作的规律。比如电视新闻，８０年代初仍十分贫乏，画面加解说，观众不爱看。经研究杨伟光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电视新闻要摆脱广播、报纸、电影的影响，走一条自己的路子。又如，我到中央电视台后，通过《世界广播资料》等报刊，了解世界电视发展的状况。那时候台里不能收看美国ＣＮＮ的节目，我当台长后打破了这一禁令，在办公室可以开放，因为只有了解外国同行，才能说得上竞争。后来我又提出研究世界电视台长盛不衰的电视栏目，如美国的ＣＢＳ的《６０分钟》等栏目。如现在很受电视观众欢迎的《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受到外国的优秀节目的启发办起来的，形式是学外国的，内容是我们自己的。体育频道也引进了法国的《城市之间》的形式。”
正如不是每一个能舞文弄墨的人都能成为新闻工作者，不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可以成为电视台的台长，同样的，不是每个电视台的台长都可以像杨伟光这样走在电视改革的前列。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追问。
１９９４年初，杨伟光问当时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沈纪：“我想在黄金时间办一个焦点节目，当然难度很大，风险也大，但把握好轰动效应也很大，你们敢不敢干﹖敢干，《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间给你们。”沈纪当然高兴，事情就这么干起来了。当年４月１日，《焦点访谈》开播了，追踪国内外焦点，揭露腐败，鞭挞邪恶。其节目如“外国政治家谈中国”、“巨额粮款化为水”等的播出，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有人说，杨伟光胆子大，敢办《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不想要乌纱帽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杨伟光不光有胆，而且有识，他敢于改革，也善于改革。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谬误，他高举真理的旗帜，却不又跨越通向谬误的那一步，于是他成功了。难怪朱金容基总理为《焦点访谈》栏目题词时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改革尖兵，政府镜鉴。”杨伟光的成功在于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十分注意把握好“度”。
杨伟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平民意识。他出生贫寒，来自下层的劳动人民，身居高位后，不忘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培养，把自己心灵深处的感恩之情默默地注入到事业中去。１９３５年他出生在广东梅县，他的二叔和父亲闯荡南洋，先后病故在异国他乡，少失怙护的杨伟光在母亲的奋争下成长。１４岁以前他从未留过头发，一直是母亲给他剃头；１４岁以前他从没有穿过一双鞋，一直打赤脚穿木屐，穷啊。在北京读的四年大学，全靠国家发的助学金。因为没有路费，从没有回过一次广东老家。毕业那年，还是母亲因思念儿子，卖了一头猪，寄给他路费才回家探亲一次。说起这些事，杨伟光又多了几分感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家的孩子不忘人民养育恩。这种平民意识可不是每个领导干部都有的，正因为极其可贵。当这种精神在杨伟光身上体现时，就变成了一段能打动人心的文字：“人民是电视的主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标志在于，电视传播同样应当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电视传播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不渝地洋溢一种平民情结，从群众的实践中吸取智慧和营养。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人民群众的要求要有地方提，委屈要有地方说。中国电视节目中一系列深度报道对国计民生的新闻关注和人文关怀，匡正着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
让我们记住这些饱蘸情感的字句，如果你决心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光荣称号的话。
——摘自《电视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