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曲贡：雪域远古的辉煌
王仁湘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至1994年连续5年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曾任考古所西藏队队长。曲贡遗址是他主持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出土的青铜镞把西藏使用青铜的历史由原来普遍认为距今约2000年（第八代吐蕃赞普时期）提前到距今约4000年。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西藏高原古代文明起源，意义重大。
由布达拉宫远眺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
我对西藏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每当说起高原的人或事，我的思绪就会一下子驰骋到雪域，心中整个地都会为冰峰、羌塘、雅鲁藏布和布达拉所占据，就会想起在藏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日日夜夜，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在遥远的雪域，我饮到酸甜的酒，听到高亢的歌，看到优美的舞，遇到纯朴的人，寻到古老的梦。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在拉萨郊外这个古代文化遗址里，我和我的同行与藏族先民直接交流，我们探访到西藏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远古农牧文明。在感受高原烈日的光焰时，面对着雪域先民的遗迹遗物，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远古的辉煌。
初涉雪域
1989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在长沙举行，我与同窗索朗旺堆在会议上不期而遇，当时担任着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他，向我表达了请考古研究所派员参与西藏地区考古发掘的愿望。就在长沙年会一个多月以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雪域高原的盛情邀请。于是在当年夏季，我完成了一次近乎是梦中的旅行。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次穿越世界屋脊的旅行，让我饱览了高原神奇的风光，让我探访到雪域居民的古今世界，它还以我从未体味到的强大力度磨炼了我的意志，它使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有了在其他境遇中不可能获得的人生体验。
初次进藏并没有领教到唐古拉山生命禁区的威胁，而是由北京乘直航班机直飞拉萨。对北京而言，拉萨离太阳的距离毕竟近了3600多米，阳光更加灿烂，风光更为清新，但是低氧的空气却让人心跳加速，头痛不止，吃饭不香，入睡无眠。在藏期间，我的心脏搏动的频率始终在每分钟130次上下，每日只能维持3小时左右的浅睡眠。种种不适的感觉，并没有冲淡我初涉雪域的兴奋，也没有退却我深入探访高原的信心。
考古工作者在修复出土陶器
身体经过了几天的调适，感觉活力有了些许增加，在索朗旺堆主任的陪同下，开始了为期近1个月的野外考察旅行。考察的路线是先由川藏公路往东至林芝，再由林芝向西折，经山南至日喀则，然后绕过羊八井返回拉萨。一路重点考察的地点有林芝杜布石器地点和石棺葬墓地、朗县列山吐蕃墓地、乃东吐蕃墓地、琼结藏王陵等处。沿途众多的寺庙与飘飘扬扬的经幡，向我们展示着藏传佛教的现代氛围；山间高耸的陵墓和大大小小的遗址，向我们传导着高原文化的古代信息。高山牧场牛羊成群，河谷盆地麦浪翻滚，一派现代农牧文明景象，眼前的一切时时让我的思绪跃入到远古。就这样，探求高原农牧文明的演进，追寻它的源起，成了我心中开始酝酿的第一个西藏考古的学术课题。
穿越巍峨雪山，渡过澎湃藏布，我们不难发现，雪域不仅有奇险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璀璨的远古文明。拉萨北郊的曲贡村遗址，是我计划进行发掘的一个重要预选目标。曲贡，在藏语里是“水塘”之意，“曲”就是水，“贡”则是堰塘。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曲贡村位于拉萨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拉萨城正北5公里处的色拉乌孜山脚下，东面不远处就是黄教名寺色拉寺。由遗址南眺，可以清晰地望见雄伟的布达拉宫；登上布达拉 宫北望，更可对遗址一览无余。曲贡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 游地区，它的主要内涵应当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断面 ，很有发掘价值。 在离开拉萨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我又一次来到曲贡村。这次在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面，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一见这黑黑的木炭，令我眼前顿时发亮，采到了木炭标本，就等于是拿到了判定年代的钥匙。采集起足够的木炭标本，我心头涌现出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回到北京，不待身体缺失的氧气补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晕眩状态，我抓紧将木炭标本送到了碳-14实验室。没过多久实验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编号为ZK-2334的木炭标本，年代测定为距今3115年。我知道这个数据代表的只是曲贡遗址上层遗存的年代，它的下层的年代肯定还会早出一些。就是这个年代数据也已经让我觉得很踏实了，它至少是在前吐蕃文化的范围以内，表明曲贡遗址的主要内涵是属于史前的。不用说，是这个年代数据坚定了我的信心，由此我便下了决断：我们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就从曲贡遗址做起。
在我初入西藏1年之后的1990年夏季，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带着国家文物局核准的考古发掘证照，带领着新组建的西藏考古工作队，又一次登上了西进雪域的旅程。
